乐变艳乎世情，歌废系于时序，声似竽籁，互变四会于今。 公元前6年，中国艺术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：是时，音乐风尚有所变化。黄门名倡丙、景武之属富显于世，贵戚五侯定陵、富平外戚之家生活奢靡，至与人主争女乐。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，又性不好音，及即位，下诏曰：“惟世俗奢泰文巧，而各地的音乐兴起。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，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，各地的音乐兴起则社会风气受到影响，而欲黎庶敦朴家给，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，岂不难哉！孔子不云乎？“放不合礼乐之音，其音不合礼乐。”其罢乐府官。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，在经非不合礼乐之音者，条奏，别属他官。” 哀帝不但撤销了乐府机构，调整了官员，并将“不合礼乐之音”进行整顿。所谓“不合礼乐之音”，其实就是各地的民歌，具体调整的有：“楚四会员十七人，巴四会员十二人，魏四会员十二人，齐四会员十九人，蔡讴员三人，齐讴员六人，竽瑟钟磬员五人，皆不合礼乐之音，可调整。”（按：四会员和讴员并列在调整的名单上，四会与讴的音乐美学性质是一致的，才会有同样命运）并特别说明：“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，在经非不合礼乐之音者，条奏，别属他官。”根据皇帝的命令，保留了“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，给祠南北郊。在乐鼓员六人，《嘉至》鼓员十人，《邯郸》鼓员二人，骑吹鼓员三人，《江南》鼓员二人，《淮南》鼓员四人，《巴俞》鼓员三十六人，……凡鼓十二，员百二十八，朝贺置酒陈殿下，应古兵法。”很显然，一留一罢，最起码可以看出《巴渝舞》和《巴四会》在内容、艺术形式和风格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作品。 巴渝舞是战列之舞。雄壮有力，富于阳刚之气；巴四会柔美文雅，富于抒情性。“四会”即四方声音会合的意思，《文选·宋玉·高唐赋》有：“纤条悲鸣，声似竽籁，清浊相和，五变四会”的诗句。汉代时，在“四会”前冠某一地名，成为本地区民歌样式的名称。不合礼乐之音，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民间音乐，后与雅乐对举，指与雅乐相背的“不合礼乐之音”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对郑声有这样的评价：“为之歌《郑》，曰：‘美哉！其细已甚，民弗堪也。是其先亡乎！’”郑声成为表达细腻感情的代名词，但也被视为“特定的音乐风格”。“四会”和“讴”是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的名称，但其内容往往富于抒情性，所传达的美感是一致的。 “巴四会”是古代巴渝地区重要的民歌形式，它所表达的细腻情感和抒情的方式遭到了哀帝的重视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。从此，《巴四会》在历史上少有记载，只留下一世空名。但从《汉书·礼乐志》的语境中，从哀帝的喜好与调整中，从巴渝舞铿锵有力的鼓点与调整后的《巴四会》的变迁里，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《巴四会》的文化意蕴。《巴四会》从分类上属“不合礼乐之音”，属民歌、情歌范畴，与竹枝词更具亲融性，从源流上讲更容易接上。 巴子讴歌,相引牵连手而跳歌,.巴儿联歌，吹短笛，击鼓以赴节。歌者扬袂睢舞，以曲多为贤,其音协黄钟羽,末如吴声，含思宛转，有淇溜之艳焉。 怀土飘缨，人生一世，何纷糅乎是非，预何慕乎隆替. 今假“巴四会”之空名，收拾残遗川东巴渝地区民谚，民谣，金钱板，啰儿调，山歌，车灯，竹枝词等形式不一而足，天地之间凡百奇音，杂俎前陈，以今人之意识重措词意，更替新律，披现代流行诸风格之外衣，略抒余意。